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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发明的印刷术?4858美高梅

来源:http://www.savourminto.com 作者:4858美高梅 时间:2019-10-05 07:05

推动雕版印刷图书“爆发式”普及最深刻、最直接的原因,是宋代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早有众多学者指出,宋代尤其是江南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高峰,并居于当时世界的前列。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得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可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的职业。一方面,宋太祖曾宣布“本朝不抑兼并”,土地私有化迅速发展。由于土地兼并,农民增加了失去土地的可能性,也增加了离开土地的可能性,当然也就增加了选择从事土地耕种以外如手工、商贸等职业的可能性。地主对于土地的权利也变得简单了,可以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坐食租税”。这些变化,使得城市快速发展。庞大的市民阶层既是文化产品的主要生产者,也是文化产品的主要消费者,城市成了名副其实的手工业中心、商贸中心和消费中心。另一方面,宋代力役制度的变化,也使得工匠在应役之外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从而促进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出现了不少专门从事雕版印刷的工匠,朱熹状告唐仲友一案中私刻会子被判刑的蒋辉就是这类专业的工匠。此外,宋代全国性的商贸体系也已十分完善。在宋代各行各业中,雕版刊印图书是一个利润颇丰、影响很大的行业,除了私人刻印书籍外,各级各类政府机构也刊印、售卖图书,图书印刷原料生产包括造纸、制墨和雕版、刷印、运销等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这些变化,既促进了文化产品数量的增长,也提高了文化产品的质量,是雕版印刷术的应用在宋代进入“黄金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因素。

       印刷术的发明与抄书者、书商的需求密切相关。书工是一种专以抄书谋生的社会职业,是古代抄写图书的主力军。为了抄书,书工独办青灯,送走了一个个漆黑的夜晚;为了抄书,书工手不停挥,送走了一个个冰封的寒冬。然而,手工抄书的效率实在太低。清人梁同书抄写梁萧统《文选》6册,费时5年;清人蒋衡抄写《十三经》,费时十二年,平均每天仅抄一二百字,何其慢也!据历史学家推断,我国至迟在汉代就有了书店。“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书肆就是书店。这是我国古代书店见诸文字的最早记载,可见公元前一世纪,我国就有了书店。随着政局稳定,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展,书业贸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由此可见,书工抄书效率低以及书业贸易的繁荣发展都迫切的刺激着印刷术的发明。

4858美高梅 1范宽,《溪山行旅图》

雕版印刷图书进入“黄金时代”

        印刷术的发明与外交、佛教的需求密切相关。早在先秦,中国就开始和世界各国友好往来。尤其是是与印度交流方面,中印僧人互相到他国取经,使得印度大量经书、医书、天文历算等相关著作流入中国市场,同理,中国的大量书籍也涌入了印度图书市场。佛教信徒把念佛、诵经、造像、布施等视为“功德”之事。写经也是造“功德”的重要手段之一。再说,人工抄写的速度实在太慢,对于那些想造大公大德的佛教信徒来说,很难尽快满足他们的要求。可见,佛教兴衰与印刷术的发明密切相关,佛教越兴盛,写经越多,则发明印刷术的呼声越高。由此可见,对外文化交流需求图书,佛教传播需求图书,印刷术的发明是在丝绸之路的驼铃声和佛寺殿堂的祈祷声中诞生的。

北宋被誉为一个拥有完美的诗歌、纯文学和历史性散文作品、华丽的绘画与篆刻、无与伦比的瓷器和被中国人看作是次等艺术的艺术完全发展的时代。学者–官员精英们……是诗歌和其他文学以及绘画、篆刻的创造和生产者,他们还赞助了制造……瓷器和所有他们所收集、藏和日常使用的精美物件的手工艺人……在人文学科的某些领域,宋代见证了相当系统化的学术的开端,这种学术在它的方法和目标上相当地现代。在这个时代,对百科全书中知识的广泛领域进行系统化和排序整理是一项典型性的事业。对过去的研究见证了历史研究、语言学、对古典材料的批判研究、对古代青铜器或石头上铭文的收集和研究的进展,以及考古学的开端。

从社会需求的角度看,我国古代图书史可以追溯到夏代,直至隋唐以前,图书主要是手工抄录和单点式传播。虽然东汉熹平时曾将儒家经典刻于石碑之上,立于太学之前,供人抄录,但主要目的是为儒生学习提供官方定本。两汉魏晋南北朝时,官、私学皆盛,一些经学大师座下门徒往往以成百上千计,虽然对文献的需求量很大,但各家严守“家法”,老师教授、学生学习的内容常常局限于有限的几部儒家经典,而抄写这些经典又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内容与方式,除了像《仓颉》《凡将》《急就》这类识字书以外,通用性的图书很少,因此对图书批量复制的社会需求并不强烈,即使汉代出现了“书肆”,图书还是主要以抄写为主,并在小范围内流通。

       印刷术能够最早在我国发明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和我们的祖先勤劳勇敢,富于智慧和创造才能分不开的,是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总结来说,与欧亚大陆上那条大型商道另一端的意大利城市呈现出新生活模式之前欧洲相对的“落后”状况相比,中国在11 到13 世纪见证了“一场令人赞叹的经济和知识的高潮”。在一段时间内,通过陆路和海路的贸易避免了曾使伊斯兰世界遭受重大损失、却也建立或恢复了亚洲东西部之间联系的蒙古人的入侵,尽管这种联系又因中亚的蒙古帝国从14 世纪中期开始的分裂而受到损害。在1500 年之后,西方通过对东方的探索,特别是通过航海,而重新出现;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人和其他一些人则在之前长期通过印度洋和中国海进行贸易。

如果说,隋唐时已开始用雕版印刷图书,到五代时雕版印刷正式登上了“大雅之堂”,而用雕版印刷的图书被全社会普遍接受并得到广泛应用的“黄金时代”,则是在宋代。

       印刷术的发明与著者和读者的需求密切相关。著者越多,书稿越多,靠人工抄写流传的机会就越少。古人把著书立说当作借以永垂不朽的“千载之功”,规劝人们“不以隐约而3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古代儒家把“立言”当作“三不朽”的手段之一,著书就是“立言”。古人的这种传世意识也为印刷术的发明创造了条件。优秀作品被广为传诵,读者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读者越多,图书的需求量就越大,“读书难”的矛盾就越尖锐,发明印刷的呼声就越高,发明印刷的可能性就越大。

宋代精英所取得的进展远超过欧洲文艺复兴时的“珍奇室”阶段,后者在欧洲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宋代精英们专注于与鉴定、语源学、年代测定和释义相关的知识研究……从那个产生了艺术家、作家和人文主义者的同一个学者– 官员精英群体中,还出现了钻研数学、科学、医学和技术的人物,他们使得宋代在这些领域的成就也达到了高峰。

任何一种对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技术发明,都需要满足一些基本的条件:一是技术本身,包括原理和方法;二是功能,即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三是能让这种技术得以应用和推广的社会环境。历史上起关键作用的,往往是后两项。一项技术发明,如果不为人们所需要,就谈不上应用,也没有继续存在的价值;如果没有适合的社会经济环境,便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

        产生印刷术的主要条件是文字,没有文字就没有印刷,所以有人说,文字是印刷的语言印刷的文字,也就成了向千千万万人发出的无声的语言。书籍报刊也就成了无声语言的老师。进而,文字伴随着印刷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发生演变,不仅考虑到印刷的成本问题,逐渐重视印刷文字的美观问题。

宋代同样见证了古典兴趣的觉醒和考古学的成长,这些进程早在之前的8 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启。这反过来导致了复制和造假的活动。据说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一场批判性反思的运动,特别是对不同版本历史的比较——这是文字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场运动形成了一场“历史研究的有效更新”和历史百科全书编纂的基础。司马光的作品是特别重要的(比如《资治通鉴》),它以穷尽来源地搜寻和对文献采用批评性的方法为标志。

雕版印刷并不专指印刷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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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文提出,一场更深刻的商业革命发生在市场结构和城市化方面。商业之前一直很重要,但现在,提供日常商品的远距离市场发展起来。对农民来说,这意味着交换的增加,不只是食品和木材,同样也包括纸张和丝织品。不管是内部贸易,还是与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国际商贸都有了很大的增长。商业活动作为一个整体,变得更加复杂,城镇发展起来,但埃尔文却认为这些中心的历史作用与欧洲的市镇很不相同(这意味着,在他看来中国的城镇并不预示资本主义的出现,只有欧洲的市镇才有这样的功能)。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专著《中国古代图书史——以图书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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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政治进程同样分为两部分: 北宋(960—1126) 和南宋(1127—1279)。在艺术成就方面,莫特对前者大加赞扬:

对文献批量复制的社会性需求与宗教有关。魏晋以后,佛教、道教迅速发展,宗教图书、图画既是僧众学习诵念的内容,也是宗教活动的重要“法物”。宗教的传播通常力求用最方便、最广泛的方式去争取信众,而宗教信众中又有很多是不识字的百姓,他们需要的仅仅是一种用来供奉、寄托信仰的“法物”,因此,一种能以批量且价廉的方法复制宗教文献的方式——雕版印刷便成为一种强烈的社会需求。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早期印刷品绝大多数与宗教特别是佛教有关。唐初密宗盛行,像陀罗尼经咒这类连抄写也不易的宗教文献,更适合用雕版印刷的方式批量复制。早在20世纪20年代,向达等中外学者就曾指出,这种做法可能是受古印度佛教用捺印或版印佛像置于小型佛塔供养习俗的影响。至于版印之法是从古印度传来,还是中国本土原有,仍是一个难以弄清的问题,如果从纯技术的角度看,如前所言,版印之法,早在西汉时代就已经非常成熟了。

       任何物质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没有物质就没有世界,就没有万事万物,印刷也是如此。纸的发明以及毛笔的使用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物质基础,之后为了适应不同的印刷需求,纸张在不同时期发生了不同的演变,我国的传统名纸主要有宣纸、毛边纸以及连史纸,比较传统的笔像湖笔、宣笔等,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我国集中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城市制造的书画笔,在国际上也得到了很大的重视。

同时,宋代作者们也形成了一套关注人与自然秩序的基本特征的哲学体系,这套体系与佛教思想显然是敌对的,虽然在回归被认为是真正的儒家传统的过程中,它也采用了佛教的某些问题和教育方法。从这一方面,这种新学术,就像我们已看到的,与一种跳过之前时代的宗教限制回归包括古典文献在内的古代资源的努力联系在一起,这一目标与后来欧洲的“人文主义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事实上,这个时代被描述为一个“乐观主义和相信普世理性”,相信教育的益处与社会和政治制度改良的可能,并有着对知识进行系统化,并寻求替代佛教意识形态的“良善生活”模式这些愿望的时代。这一任务涉及对过去的回归和“新儒家”的形成,而后者——与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思想相比——对中国思想产生了稳定作用。

雕版印刷术从发明到广泛应用,与其说是一个事件,不如说是一个漫长且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经济因素远远超过了雕版印刷技术与方法本身。研究这个发展变化的过程,需要以宏观的视野,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进行综合的观察、分析。雕版印刷问题如此,其他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也无不如此。

        印刷术的发明与藏书家的需求密切相关。藏书家获取图书的手段,除了借抄、赠送之外,大多是买来的。欧阳修《集古录序》说: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强。有力而不好,好之而无力,虽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这就是说,对于收藏而言,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好之”,二是“有力”。有力者,有钱也。有钱才能买书。在众多的收藏家中,除了少数人经济并不富裕外,大多属于小康之家,甚或富家大族,“有力”不成问题。逛书肆是他们的爱好。但是,有些图书可以买到,有些图书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因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图书主要靠人工抄写,一部书需要长年累月的抄,图书的品种和复本是极其有限的,满足不了藏书家的需求。藏书家越多,度图书的需求量就越大,仓鼠就越是困难,发明印刷术的愿望就越是强烈。

从10 世纪起,中国很明显经历了科学革命,其技术也“发展到了系统实验调查自然的基础的水准”,在锻铁和丝织方面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机械化工业”;在13 世纪,这些技术被麻织品行业广泛采用,以运河水为动力,这可能影响了欧洲的卢卡、博洛尼亚,并一直影响到英格兰摇纱机器的创造。进步也发生在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等知识领域。这些进步的基础同样是基于发明于7 世纪、在11 世纪时被广泛使用的雕板印刷技艺。11 世纪时甚至发明了活字印刷,尽管它从未得到大规模使用。埃尔文写到由政府驱动的“一场学术的复兴”。 宋代编辑并印制了许多文献,既有古老的,也有新近的,将“全国的知识水平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雕版印刷成为强烈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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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显示,中国毫无疑问存在一场文艺复兴。他在此书中提到秦代之前的古典时代、之后汉代末年的“知识复兴”、唐代“黄金时代”中佛教的“大发展”及其衰落、大约公元845年灭佛运动之后的中国“文艺复兴”、之后的“古文运动”,以及公元1000年宋代的“复古”。谢和耐宣称,在这种环境下,他采用了“‘文艺复兴’这个术语,但也必须承认这种做法会招来批评,尽管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类似‘文艺复兴’的存在——对古典传统的回归,知识的传播,科学技术的发展高峰(印刷术、火药、航海技术的发展、带擒纵器的钟表等等),一种新的哲学和新世界观的出现”。他承认,和西方的文艺复兴类似,中国文艺复兴也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但这种对欧洲的参照也提醒我们看到“在其发展路径中,将它们联结在一起的文明历史总体上的平行发展和长时段的密切关系”。这一论断也精确表达了我希望得出的结论;除此以外,我还认为这种平行发展的原因部分在于通讯交流的机制,而双方的密切关系则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今天的世界使这二者表现得更为明显。

对文献批量复制的社会需求还与教育有关,并且这种需求相比宗教上的需求,意义更为重大。对于“文献之邦”的我国来说,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所谓“正经正史”才是主流社会认可的“图书”。即使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类文献所承载的信息和知识也更为丰富和多样。隋代产生、唐代基本成型的科举制,是引发这种社会需求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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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8美高梅 6郭熙,《早春图》,据测定完成于1072 年

科举制分科举人,考试科目基本固定,学习内容也基本固定。换言之,由过去个性化的学习转变成标准化、程式化的学习。除普通考试外,还有不少专科,如医学、律学、书学、算学等,这对于经学一统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来说,是一场革命性的变化,大大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也促进了图书事业的进步。在科举考试制度之下,全国同一科考名目下学习的内容基本相同,教材也大同小异,于是,科举考试用书的批量复制便有了强烈的社会需求。史载,五代后唐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锓梓之法,其本于此,因是天下书籍遂广”。北宋沈括也说过:“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过去许多学者据此将冯道主持刻印官方定本“九经”作为雕版印刷术的起点,是有道理的。在此之前,并不是没有雕版印刷的图书,史籍中有不少相关记载,沈括所说的“唐人尚未盛为之”,也没有否认唐代曾有雕版印刷的图书。但是,对于儒家社会的读书人来说,只有“正经正史”这类图书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典籍”。

        正是这些先决条件,才造就了印刷术在中国发明。印刷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它对人类文化知识的传播,对促进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起了很大的进步。它和指南针、造纸术和火药,是举世公认的我国四大发明。

在中国时常发生对过去的回顾,通常是回顾公元前6至前5 世纪孔子的作品(前551—前479)。与伊斯兰教(或犹太教、基督教)不同,这种回顾与霸权性、一神论的宗教并无牵连——这种宗教会在兴起时清扫在它之前的一切文明成就,因此这种状况需要在以后被修正,某些异教的、受古典启发的文化复兴才能成为可能。在印度,这一复兴的进程涉及一种更多元化、较少霸权形式的超自然主义。而另一方面,在中国,尽管某些情况下多神信仰经历了繁荣,并且在843—845 年受到压制之前,佛教也在繁盛发展;但在中国,儒家思想意味着对一种世俗的、关注个人与社会行为的学说的回顾。的确,在所谓的宋代(有些人还会把晚唐时期包括在内)“文艺复兴”当中,有一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倾向于排除来自印度的出世的佛教思想的影响,以复兴起源于中国本土的、修正的儒家思想,并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发展出一套非常世俗的文化。

“雕版印刷”本义是一种凸版印刷技术,并不专指印刷图书。雕版印刷的技术原理与方法,至迟在秦汉时代就已被我们的祖先掌握了,只是早期印刷的内容不是图书,承印物不是后来常见的纸张。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丝织品的图案中,便有用凸版印制而成的,精美、精细程度丝毫不亚于后世用雕版印刷的图书、图画。广州南越王墓也出土过铜质印花凸版。至于印刷材料,制墨技术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了,造纸术至迟东汉时也已成熟,更何况丝织品本身也曾作过书写材料,作为图书的承印物也是可以的。问题的关键是:同样的技术原理,同样的工艺流程,相关制作材料也基本具备,为什么汉代没有用雕版印刷技术印制图书?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需求与社会环境。

徽宗皇帝曾组建了一所皇家绘画学院,徽宗自己除了绘画以外,也从事诗歌和篆刻艺术的实践。在这所学院,画家们在非常优越的环境中工作,描绘他们身边的飞鸟与花草。徽宗同时也是与过去历史紧密相关的古文物领域的专家,他的这一兴趣使得制陶工匠们开始以三千年前制造的青铜器的形式复制这些物件。大约在1110 年,手稿和石头、青铜与玉上的铭文在宋朝得以编辑,而这使得人们能够通过这些文件窥见古代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生活。

雕版印刷术是中国对世界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学界讨论最多、争议最大的是它的发明时间。许多学者曾试图从古代文献中寻找关于印刷术最早的记载,或拘泥于考证《后汉书》中“刊章讨捕”之“刊”是否为刊刻印刷之意,或拘泥于考证唐太宗是否“梓行”过《女则》,或拘泥于寻找古代文献中相关的只言片语,结果却是各说各话,难为学界认同,或是因为新材料的出现而不断修正先前的结论。检讨起来,问题主要出在研究方法上,即把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当作一个纯粹孤立的事件,用乾嘉式的考证方法去寻找最早的史料记载。当然,原因还是对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关注和认识不够。其实,学界对我国古代其他重大发现和发明的研究,也或多或少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因此,对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特别是它被社会广泛接受、普遍应用过程的检讨以及原因的分析,具有普遍参考意义。

中国在印刷术上的经历相当缓慢。构成佛教著作和图画主要部分的许多文件和文本被存放在北方敦煌洞穴里的储藏室中。这些储藏室大约在1000 年时被关闭,直到1907 年才被发现,其中包含历书、辞典、一部篇幅较短的大众百科全书、教育性文献、写作示范以及历史和神秘著作。很有意思的是,这些文献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一是印刷的。文人们采用这种新方法的过程十分缓慢,但从932 年起,《九经》即由省级政府印制,之后很快,在宋代之前,所有佛教经卷也开始印制,尽管佛教当时还面临管制措施。

私人印刷变得繁荣起来,其中不只有佛教经卷,也包括农业和数学的文献,因此中国成了“世界上最会算数和识字率最高的国家”。 在写到10 至14 世纪的“科学与技术革命”时,埃尔文提到“这场学术的复兴”。它发生在“之前几个取得了科学与技术进步的世纪”之后,其中包括从8 世纪时开始的雕版印刷的进步,它作为这场复兴的基础,保证了科学文献的广泛流传。但“主要的驱动力”是政府(除了天文学,它被“评定”有潜在危险)。另外宋代政府编辑和印制了标准教材,不只是在数学和农业方面,也在医学和战争方面,同时还包括儒家文献、历代史、法令和哲学著作。政府还赞助了一些新的出版物。换句话说,和爱森斯坦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评述一样,埃尔文也认为印刷术(雕版印刷)从大约10 世纪起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点。在麦克德莫特关于中国书籍的著作中,他认为宋朝印刷书籍的作用被夸大了;但无论如何,印刷术传播旧知识和促进新知识方面是十分重要的,而中国早于古腾堡几个世纪就已经有了这种能力。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最终在活字印刷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这种技术第一次在中国使用则要追溯至约1040 年。不过,中国在活字印刷时并没有涉及印刷机,而没有印刷机,活字印刷很难在19 世纪欧洲机械印刷到来之前成为对雕版印刷的补充。直到那时,制作雕版通常比排活字更加迅捷和廉价。这种技术并未促生活跃的书籍贸易,以达成广泛的知识扩散。之前学术的主要中心是佛教庙宇和首都的国立学校。但从11 世纪起,公立和私立学校与图书馆都迅速增加。最大的图书馆之一是建立于978 年的皇宫图书馆,后来收藏了八万卷图书。这是一个收集文献、大型百科全书和编制复杂书目的时代。这个时代同样以自然科学领域出版的图书数量而知名。从12 世纪后半叶起,中国东南部的私人出版繁荣起来,从而在医学、地理、数学和天文学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数学领域,有代数的发展和使用数字“零”的证据。此外,1090 年,在开封建造了由擒纵机构棘轮驱动的天文机械,这种装置提供缓慢但规律的动力,由此产生了当时最精确的计时装置。

在更重要的市镇中,政府推广教育,其内容主要是文字性的,但同时也教授实践课程。医学有自己独立的培训体系,和中东一样(欧洲最终也变成了这样),医学教学受最高医学办公室的监管。这个机构建立了一所学院,在政府的管理下,在全科医学、针灸、按摩和驱邪术四个领域提供指导。在629年,唐朝皇帝就已经在每一个州建立了医学院,在11 世纪时药物学著作被集中印刷;先进且内容广泛的药典也得以出版。医学训练需要七年的学习,知识程度将以考试的形式检验。这种训练的一部分涉及对伦理概念的学习,它与希波克拉底誓言很接近。和西方一样,中国医学并没有产生多少手术技术,因为人们认为身体应当以神或祖先所赐予时的样式返回到神或祖先那里。结果是,在这个领域很少有人进行调查研究,但解剖还是从1045 年发展起来。在这些医学工作中,道家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与驱邪术相关的部分;但佛教僧侣则很少参与其中,除了照看穷人和病患者的照看,——这项活动在对佛教的迫害运动之后,在9、10 世纪时被政府接管。但除了“宗教医学”外,还存在“儒家医生”,即在唐朝更显重要的世俗医生。

依据埃尔文的说法,中世纪时的中国——他意指10 到14 世纪,晚唐到宋代——经历了一场广泛的“革命”。李约瑟也提到11 和12 世纪自然科学的“黄金时期”。技术上说,中国的农业得以转型:在北方,改进了的磨粉机促使小米向小麦转变;在南方,水田种稻技术也有了更加娴熟。新方法的传播受到模板印刷的促进,特别是新的种子、复种制、水分控制以及由此提高的抽水量(通过戽水车这样的手段)、对土地更仔细的预备以及市场的开拓。在水路运输方面也发生了一场广泛的革命,不论是通过内陆的道路和河流,还是在海上从中国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到宋代之前,中国船只已经变得非常复杂,用铁钉建造,用油防水,使用不透水的隔板、浮力舱、轴舵和指南针。运河将内陆的河流联结起来,11 世纪双向船闸的发明缓解了难以通行的节点的通航问题。与技术的进步一起,商业活动也变得更加复杂,许多种类的合伙组织利用水运系统谋利。同时,道路也得到了改进,甚至开拓了新的道路。贸易增长,而贸易所部分依赖的货币的供应量也在增长。在11世纪,纸币最早出现,但大量使用纸币导致12 世纪早期和13 世纪时的通货膨胀。其结果是纸币被废除。不过,商业信用依然以纸钞交易及其他工具的形式存在。中国向商业活动的开放,特别是在南方的省份以及与印度洋之间的商业往来,意味着10 到13 世纪中国在所有方面的繁荣。

把比以往更多的画家带到首都的徽宗在他的绘画学院中强调了三个方面。首先是道家宗教和对自然仔细、直接的探寻——这是在当时最伟大的艺术家郭熙的作品中所体现出的表现自然的传统。徽宗还坚持系统研究古典绘画传统;他为政府的收藏品所编纂的目录是“确立艺术经典过程中的一份主要文件”。第三个要求是对“一个诗意想法” 的达成,徽宗自己的画作就达到了“一种古典的,根植于过去、现实观察和诗意理想的美”。

在艺术领域的成就并非更不重要,它构成了“所有后来朝代的基础”。在宋代,“绘画艺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皇帝们自己也会作画,绘画成了一种雅致的艺术。这一时期绘画艺术的伟大实践者是属于贵族阶层的李柽(919—967),他以早期南北方画家的作品为基础,成了宋代风景画风格的创立者,他绘制的优雅的世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活力、最精细、最成熟的作品”。北宋审美的宽度体现在李柽和另一位伟大画家范宽(955—1025)之间的突出对比上,后者是一位“山人”,他创作了现存最伟大的风景画之一:《溪山行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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